主页 > N与生活 >像海洋一样思考:瑞士的中立是世界史的特例吗? > 正文

像海洋一样思考:瑞士的中立是世界史的特例吗?

书名:像海洋一样思考作者:花亦芬出版社:先觉出版社出版日期:2017年11月

像海洋一样思考:瑞士的中立是世界史的特例吗?

瑞士如何取得「中立」的地位?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眼见「以捍卫信仰真理之名」所发动的政治争霸战,可以残酷到极点,「中立国」的概念开始浮现,为欧洲政治迈向人道主义思考的发展开启了新的里程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先锋之作,就是日后被称为「国际法之父」的格劳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于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DeJureBellietPacis)。

在欧洲中古时代,囿于当时基督教政治思想对战争时保持「中立」(neutrality)态度者常以负面来评价,如圣经所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启示录3,16),因此「中立国」的思想在当时难以成立。格劳秀斯的论述最创新的突破点正在于,他从「自然法」(naturallaw)的角度出发,认为应以发动战争者是否具有合法正当性(而非自己认为对的信仰真理),来作为是否该支持发动战争之行为的判準。如果交战各方都不具有合法正当性,那幺「中立国」应该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面对所有参战国。

自17世纪起,「中立国」开始成为被正面看待的国际法概念,这对小邦林立的瑞士起了决定性影响。1700年左右,瑞士作家与艺术家纷纷开始用正面的态度颂扬在阿尔卑斯山区里这一大片错落着大大小小独立自治邦郡的地区。

1815年为了解决拿破仑在欧洲四处侵略所留下来的残局,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当时欧洲几个强权为了防範法国与奥地利再度因为争霸而引发危机,将瑞士宣布为永久中立区,作为法奥两国间的缓冲地。

换句话说,瑞士所以能走上中立之路,是欧洲基于对整体区域安全考量而达成的共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人物让这个决定确实发生了—那就是「维也纳会议」的主席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I,emperorofRussia1801-1825,见图)。

像海洋一样思考:瑞士的中立是世界史的特例吗?

亚历山大一世自幼受瑞士学者德拉哈普(Frédéric-CésardeLaHarpe,1754-1838)教导,两人师生情谊一直维繫得很紧密。「维也纳会议」召开时,德拉哈普不仅以特别秘书身份陪在亚历山大一世身旁,他也叮咛亚历山大一世想办法说服其他国家,让当时瑞士22州保有各自的独立自主性,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家乡Vaud再被伯恩(Bern)併吞。此外,在「维也纳会议」上,德拉哈普本人也以Vaud代表的身份与会,为自己家乡的安全与和平发表意见。因为德拉哈普的高瞻远瞩,终于促成欧洲各国同意,让瑞士获得「永久中立」身份。这个身份不仅让让瑞士各州的独立自主性获得保障,也让他们在欧洲安全的维繫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性意义。

摆脱德法国族主义的瑞士建国之路

有了「中立」的身份,瑞士的建国之路就不会仿效同时期也积极在建国的德意志那样,力求成为像英法那样的强权国家。

反之,随着19世纪德法两国日益高涨的「世仇」敌对,瑞士积极摆脱对德法两种语言文化传统的倚重,开始发掘瑞士四种不同语区在共创瑞士共同体上的历史经验。透过这样的做法,瑞士建国的方向也摆脱了德意志建国时极力高倡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改往「以公民意志打造的国家」(Willensnation)这个新方向迈进。

瑞士走上这样的建国路,诚如法国学者ErnestRenan(1823-1892)在观察「瑞士经验」后,为「国家」所下的定义:

国家是凝聚大家团结共识后产生的大的共同体,奠基在前人付出的牺牲奉献精神上,而且在未来大家也愿意继续牺牲奉献。所有国民共享一个过去,面对当下也确信,大家有共识、也愿意清楚明白地表示,未来也要一起继续走下去。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比喻来说,国家的存在,有赖于公民每天所做的公决;就像个人生命的存在,有赖于每天持续肯定自己活在世界上的意义那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南北两边各被义大利墨索里尼及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包夹,自己国内也有极右派的「国民阵线」在叫嚣。为了避免让瑞士落入极端主义者之手,瑞士政府在此时高调提倡自己国家是历史上「特例」(Sonderfall)的说法,希望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左右派极端主义之间,定义瑞士这个国家存在的特性—议会民主、个人自由、平等、与自由经济。

然而,二战期间情势危急下发展出来的特殊自我定义,原是为了让国家免于被极端主义挟持,毁坏了民主自由的根基。但是,到了21世纪,如果这样的自我定义反而有被极右派倾向的政党利用来主张瑞士应以固有的「中立」民族性来排斥外来多元文化,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已经到了瑞士国民应该好好认清自己国家历史的时候了。这也就是何以历史学者麦森教授要提醒:

瑞士之所以可以中立,那是因为有利于欧洲秩序的建立。直到19世纪,瑞士还是介于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炮灰之地。直到今天,瑞士之所以能保有中立的地位,那是因为其他国家同时受惠于此。一些瑞士人、尤其是民族主义保守派,过度夸张了瑞士自己的中立与主权。我们不能仗势着有这些特权,就任意为所欲为—这是对瑞士在欧洲以及全球脉络下发展的错误诠释。

为什幺麦森要特别提醒瑞士人,不该毫无危机意识地以为「永久中立国」的身份可以让瑞士永享安定和平?

首先,麦森请大家想一想,过去欧洲历史上有过不少中立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典、芬兰),但为何到最后他们都逃不掉捲入战火的下场?除了政治与军事的原因外,太自我神圣化地看待「我族」、太轻率地以为宣布中立就不会有事,这种似乎活在桃花源的特权状态,正是容易让中立国陷入危机而不自知。

此外,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错误作为,也令有识者忧心。在二战期间保持中立、而且高倡捍卫自由与平等的瑞士,其实为纳粹德国做了不少帮兇工作,例如,遣送犹太人到德国集中营、拒收犹太难民。二战期间,不少瑞士犹太人将钱存在瑞士银行避险,但战后这些银行却以家属无法提供确切死亡证明、或无法查帐为由,拒绝还款。瑞士金融机构与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爆发的巨大争端,终于在1995年引发严重外交危机,最后由瑞士外交部长出面道歉才止血;瑞士并于1997年成立基金,展开对纳粹大屠杀受害者还款的工作。

内向式自我定义的危险

传统的瑞士史喜欢强调自己是原住民所建立的国家,这跟其他北欧国家向来坦承自己是外来移民打造出来的国家不同。然而,从史实来看,瑞士是在内部充满许多拉扯与矛盾之中建立起来的多语、多民族国家。与其说瑞士是在稳定中有着长期连续性的历史发展,还不如说,瑞士真正的历史是:即便曾经有过许多矛盾冲突,但最后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逐步往打造可以凝聚内部共识的情感与公民社会机制方向努力。

这样的情况可以举德意志诗人席勒(FriedrichSchiller,1759-1805)所写的名剧《威廉泰尔》(WilhelmTell,1804)为例说明。

《威廉泰尔》讲述乌里(Uri)一位热爱个人自由的农民,如何英勇抵抗奥地利哈布士堡专制统治者的英雄传奇故事。对19世纪积极推动瑞士建国的人而言,「自由」的确是当时建国运动里重要的口号。但是,当时他们所谈的「自由」,仍侷限在中古以来少数统治与文化菁英(不管是在自治城市或是同盟会社里)才有权享有的自由。面对19世纪日益蓬勃的工人阶级意识,19世纪上半叶的瑞士建国运动并没有针对所有公民均享有同等自由做出积极回应。这样的情况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人体认到应将工人阶级纳入国家防卫共同体的重要,才开始有了明显改善。

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为了避免国家成为左右派极端阵营的俎上肉,于是将自己国家定义为历史上的「特例」说法,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有的论述,而非瑞士原本的「民族性」之故。

如果不能好好了解这些曾经走过的历程,而让「民族性」之说阻挠国民对自己国家真实历史发展应有清楚的理解,这种简化的内向式自我认知,很容易造成瑞士国民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应扮演角色的误判。

「中立」的确曾给瑞士带来莫大的福祉。然而,面对21世纪一些至关重要的全球性安全议题──例如气候暖化与恐怖主义与难民问题──已经跟「中立」的国家定位没有关係时,瑞士该如何与全球一起解决21世纪人类生存需要面对的新挑战?这的确不是极端保守的政客所鼓吹的孤立主义有办法提供建设性思考的。

从瑞士看台湾

每一个国家看自己的历史,都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历史很特别。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上其实没有依循「正常模式」发展起来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是因为走了一条「特殊道路」(Sonderweg)才能走到今天;每个国家都因为很特别,所以才或多或少跟其他国家不同。

既然大家都不一样,所以并没有什幺好自以为与众不同的。

该小心的反而是,把自己想得太特殊、以为自己国家的历史特别複杂,反而容易让自己的国家自外于国际秩序,无形中养成习惯以「边缘人心态」看国际局势的运转,而不能秉持跟全世界休戚与共的心,共同为全球一家的永续经营(sustainability)来尽力。

瑞士作为中立国,却是许多国际组织总部的所在地,这是他们与世界连结主要的途径。台湾虽然有比较艰困的外交处境,但自2006年起,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有关联的「国际剧场组织」(OISTAT)将总部设在台湾,自2017年4月起,「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SansFrontières,RSF)也将他们的亚洲总部设在台湾。

如果我们懂得善加发展、扩充这些世界级的网络联繫,能从各种不同角度将台湾与世界的关係层层紧繫住;也以我们自己公民社会不断的进步提升,帮助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往更加重视普世价值的方向发展,台湾的永续经营若要说有特殊的意义,那将是透过积极与具有「普世意义」的进步文明结合来达成的。


相关阅读